自我忏悔
2001年5月10日,由于我年龄的原因,省委决定我不再担任市委书记,专职做人大主任。我自己如释重负,顿觉轻松,盼望着安全着陆,顺利实现向平凡百姓的最后复归。然而,“事与愿违”,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”这个无情的事实,打破了我的美梦,就在我到人大工作不久,市委在物色新班子成员,并相应考虑充实市政府班子时,向省委推荐了市财政局局长冯祝平为副市长人选。由于干部、群众对其经济、作风问题反映强烈,省委没有同意。随后,冯祝平即被省纪委查处。无风不起浪。在冯祝平被查处前后,社会上对我和我全家与冯祝平的经济交往议论较多,使本来就“兔死狐悲”的我更加陷入了一种惶恐之中。上班心神不宁,下班坐立不安,艰难地度过了一段从未有过的内外交困、毁誉交加、心力交瘁的难忘日子,对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认识、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对抗、企图侥幸过关到彻底交代、力争走从宽道路的较长过程。这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:
在2001年10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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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2001年12月16日,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主要是:内心紧张,堵塞漏洞,被动应付,消极对抗。
2001年10月18日晚饭后,我和妻子张金美外出散步,刚出家门,就有人告诉我冯祝平被“两规”了。俗话说:“为人做了亏心事,半夜刮风都吃惊。”我听后,为之一震,散步的情趣一下全无,立刻转身回家。这时,我一方面强打精神,假装正经,幻想冯祝平不会瞎讲他与我的经济交往;一方面又内心紧张,怕“拔起萝卜带起泥”,从而暴露我自己的问题。于是,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,更主要的是担心受到组织上的查处,我和我全家进行了令人为之痛心、令我为之后悔的一系列对抗、欺骗组织的活动。
——划框定调,构筑心理防线。我和妻子老张紧急找来大儿子、大儿媳,并立即打电话给在外地工作的二儿子、二儿媳,让他们回家,进行所谓的“排查”。当时错误认为,“多说不如少说,少说不如不说”,“排查”首先锁定在与冯祝平和财政局的经济交往上,后又锁定在冯祝平曾送给我的价值4600元的购衣票、3幅书法作品等5件事上;对这五件事的说法又进一步锁定在尽量不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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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扯到我的身上。这种心理防线,虽然出于一种“自我保护”,其实也是一种悲哀,不仅不攻自破,而且使我和全家迟迟不能逾越,丧失了许多争取主动的机会。
——统一口径,订立攻守同盟。当时,我给全家要求,不管遇到什么情况,我们除了讲上述5个问题以外,其它问题都不能乱说。而对这5个问题,又一一歪曲事实,编造谎言,统一口径,订立攻守同盟。我不仅对这5个问题给家人订立了攻守同盟,而且对我自己存在的许多权钱交换,收受贿赂的问题瞒住了家人,当然就更加欺骗了组织。这是我一直于心不安的。
——堵塞漏洞,对抗组织调查。我为了假装主动,洗洗“清白”身子,于2001年11月14日和15日,分别向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,就上述五个问题作了口头、书面汇报,造成一种自身问题不大的印象,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。随后,我又将冯祝平送我的3幅书法作品退交市纪委;让家属将冯祝平送的购衣票4600元退交市国税局纪检监察室,并将退款日期往前写……并且错误认为,只要退了,就当这事从没发生过,任何时候也不要再讲了。现在看来,事实就是事实时 |